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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数学化与法律的理性化

发布时间:2019-07-19 21:07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人类的文明是靠理性建构的,所以,在世界各大文明中,都不缺乏理性。但同样是理性,在不同文明中却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如果在各文明之间作横向比较的话,那么,在中华文明中,理性呈现出的特点主要是实践理性;在印度文明中,理性呈现出的特点主要是宗教理性;而在西方文明中,理性呈现出的特点主要是数学理性。[1]要了解西方文明,就必须了解数学理性,必须对数学理性的内涵及形成过程作深入的探讨;而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便构成本文的重要内容之一。

  由于数学理性是西方文明呈现出的特点,所以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会受数学理性的影响,包括法律文化。西方法律文化在受数学理性影响后必然会在法律条文或法学学说中反映出来,因此,探讨数学理性对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内容便构成本文的另一个重要内容。[2]

  与世界上别的文明相比较,西方文明的突出特征是数学理性发达。数学理性是在西方社会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精神文化和价值体系。它孕育于古希腊文明,伴随着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而成熟和定型。数学理性的基本内涵是:在对自然界的研究中,应采取客观的、定量的、超验的、简单的思维趋向;追求确定性的知识;注重演绎推理。数学理性内涵的形成过程就是理性的数学化过程。[3]从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看,理性的数学化大概有如下几个主要标志:

  毕达哥拉斯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思想不但对后世的基督教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后世的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毕达哥拉斯时代,哲学家都在努力地寻求世界的本原,毕达哥拉斯也未能“免俗”,他与他的同乡——同处伊奥尼亚地方的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一样,竞相把某种元素称为世界的本原。泰勒斯把水称为世界的本原,阿那克西曼德把“阿派朗”或“无限者”称为世界的本原,阿那克西美尼则把气称为世界的本原。毕达哥拉斯认为把水、气以及土、火这些元素称为世界的本原虽然可以解释物质世界,但却不能解释像音乐一类的抽象事物。因此,必须寻求一种元素,作为本原,既能解释具体的物质事物,又能解释抽象的思想。这种元素被毕达哥拉斯发现了,就是数。

  我们知道,在原始文化中,广泛存在神秘数字。人们发明数字无疑是想用它来计数的,但由于原始人的头脑中存有万物有灵、巫术、互渗等观念,所以,人们便赋予这些数字别的文化蕴含,使这些数字涂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由于原始人的思维方式在文明社会中被继承了下来,所以,人们涂在数字上的神秘色彩在文明社会中并未去掉,继续占据着许多人的头脑。于是,人们继续用数字解释某些事物或某些事件。《原始思维》一书的作者列维一布留尔说:

  ……就是在现在,我们也能够确定,对这个或那个社会集体来说,在头十个数中,没有一个数不具有特别的神秘的意义。……即使在最进步的民族中间,也还可以在宗教和形而上学中分辨出这种神秘性质的痕迹。……‘一’在一神教和一元论哲学体系中保持着自己的威信。‘二’常常以自己对称的对立属性与‘一’对立着,因为它表示的、包含的、产生的东西是与由‘一’所表示的、包含的、产生的东西严格对立的。凡在一是善、秩序、完美、幸福的本原的地方,二就是恶、混乱、缺陷的本原;二是灾难之兆,不幸之源。[4]

  在毕达哥拉斯生活的那个时代,神秘数字的存在自然比现在更广泛。由于受神秘数字的影响,毕达哥拉斯便也用数来解释自然现象,解释万物,于是,“万物皆数”的观念便在哲学史上产生了。数是万物的本原,这种观点可称为“数本说”。在人类史上,“数本说”是毕达哥拉斯第一个提出来的,此种观点对后世的影响是当时别的哲学家的观点所望尘莫及的。

  在这里,有必要提及的是,毕达哥拉斯所说的“数”是整数。这就是说,万物是由整数产生的。虽然那时已有分数,但毕达哥拉斯把分数并不当分数看待,而是当作两个整数之比。至于无理数,毕达哥拉斯压根儿就没想到世上还有这种“怪东西”。所以,当毕达哥拉斯发现以他名字命名的定理,即中国所称的勾股定理时,无理数这种“怪东西”就出现了。当直角三角形的两个直角边都是1时,斜边竟然是2的平方根,是一个无理数,是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无理数的发现对“数本说”的打击简直是毁灭性的,因为无理数的发现否定了毕达哥拉斯宣称的万物皆数的信条,亦即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都能归结为整数或整数之比的信条。这就是说,无理数的发现使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理论产生了严重的危机,从而引发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数学危机。希腊人不愿取无理数的近似值,为了追求精确,他们用几何方法来处理无理数,从而导致古希腊数学研究的重点由算术转向了几何,研究数学的方法由计算转向了推理。在哲学上,人们认识到,感性直观是不可靠的,从而推动哲学转向崇尚理性。古希腊人注重演绎推理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毕达哥拉斯学派有许多成员,成员中最著名的无疑要数柏拉图。柏拉图对数学非常重视,在其学园门口写有“不懂数学,不得入内”的匾额。柏拉图对数学小有贡献,但对数学哲学却大有贡献。他在哲学上的重大贡献就是提出理念论。

  由于柏拉图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成员,所以,他清楚地知道因无理数的发现引起的数学危机的意义。为了探求可靠知识,寻找永恒不变的知识对象,柏拉图提出了理念论。他认为存在两个世界,一是物质世界,一是理念世界。物质世界通过感官就可感知到,而理念世界通过感官是无法感知到的。感官所能感知到的世界是具体的、易逝的、有缺陷的,而理念世界则要通过心灵才能理解、把握,是抽象的、永恒的、完美的。由于数学处理的都是理想化了的东西,是“把灵魂拖着离开变化世界进入实在世界的学问”,[5]所以,数学是由物质世界进入理念世界的阶梯。柏拉图的理念论吸收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模仿说”。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事物是模仿数而存在的,柏拉图则提出事物是“分有”理念而存在的。柏拉图强调了数学对于哲学和了解宇宙的极端重要作用,认为“神永远按照几何规律办事”,世界是按照数学规律设计的。从以上对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理论的论述可看出,他们的理论传统的内涵主要是:世界是按照数学规律设计的;理性比感性更重要,亦即理念世界比物质世界更重要;演绎推理的方法在寻求精确性知识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不难看出,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在寻求理性知识的过程中,已经把数学知识注入到了理性知识中去了,这是理性数学化的开始。

  遵循逻辑是理性的基本原则。古希腊由亚里斯多德创立的形式逻辑主要是在几何学的影响下完成的,[6]所以,形式逻辑带有数学特征。例如,三段论推理,逻辑中的矛盾律、排中律等都是从几何证明中总结出来的。几何中的基本推理是演绎推理,所以,三段论推理便构成亚里斯多德的形式逻辑的主要推理方式。几何中有公理,于是,形式逻辑中也有公理,其公理就是矛盾律、排中律、同一律、充足理由律。

  理性在早期社会中所表现出的巨大威力在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的突出特色是采取公理化方法写成的。《几何原本》全书内容是对465个定理加以证明,这些定理全是欧几里得之前以及同代人发现的,没有一个是欧几里得自己发现的,就这一点来说,《几何原本》本不值得人们重视。然而,《几何原本》却成为人类有史以来仅次于《圣经》的畅销书,原因就在于欧几里得对《几何原本》一书的体系有一个好的、科学的编排,其编排方法就是公理化方法。

  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中叙说了23个定义,5个公理和5个公设,然后运用演绎推理,从定义、公设和公理出发,把465个定理一一地加以证明,使这些定理全都无懈可击,成为确定性的知识。在《几何原本》中没有得到证明的唯有定义、公设和公理,这些概念可称为原始概念,没法得到证明,只能通过直观的洞察,认定这些概念是可靠的,直接拿来,加以使用;这就是公理化方法。

  公理化方法亦即欧几里得几何的创立,使人们看到了理性的巨大威力。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克莱因所说:“欧几里得几何的创立,对人类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产生了一些有用的、美妙的定理,更主要的是它孕育出了一种理性精神,人类任何其他的创造,都不可能像欧几里得几何的几百条证明那样,显示出这样多的知识都是仅仅靠推理而推导出来的。这些大量深奥的演绎结果,使得希腊人和以后的文明了解到理性的力量,从而增强了他们利用这种才能获得成功的信心。受这一成就的鼓舞,西方人把理性运用于其他领域。神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和所有真理的追求者,纷纷仿效欧几里得几何的形式和推演过程。”[7]这就是说,在历史上,由于公理化方法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欧几里得几何的影响超过了亚里斯多德的形式逻辑。

  人们常把伽利略称为近代科学之父。伽利略开创了以实验事实为根据并且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近代科学。他首先把实验方法引入物理学,主张用实验——数学方法研究自然规律。他相信世界是由数学规律构成的,自然之书是由数学语言写成的。他认为对自然知识的探求应采取数学描述的方法,反对采用物理解释的方法。他要研究和证明的是运动的性质而不是为什么会这样。要把正确的科学探索同寻求最后原因之类的问题分别开来,在科学探索时,关注的焦点应是怎样进行数学描述。“伽利略追求描述的决定是关于科学方法论最深刻最有成效的变革。它的重要性,以后会更明显,就在于把科学置于数学的保护之下。”[8]

  在伽利略之前,科学家主要致力于对现象的物理解释。在古希腊,虽然已经知道世界是按照数学规律设计的,但在对自然现象的研究中并不采用数学描述的方法,而是普遍采用物理解释。例如,亚里斯多德研究过许多自然现象,但在他的厚厚的著作中,发现不了一个数学公式。在研究空中的物体落在地球上这个自然现象时,亚里斯多德力图解释的是物体下落的原因,认为宇宙中所有物体都有自然位置,重的物体的自然位置是地球中心,轻的物体的自然位置是天空,静止状态是物体的常态,当物体离开自然位置后,必然要恢复到自然位置去,空中的物体落在地上就是恢复到自然位置上。中世纪的欧洲人与古希腊人一样,关心的仍是现象为什么会发生的原因,但给现象增加了目的。同样是解释物体运动,圣·托马斯(St.Thomas)认为物体产生运动的原因在于物体有一种企图实现自己运动的潜能。对于天上为什么下雨现象的解释是:雨能浇灌人类的庄稼,庄稼成熟后能给人类提供食物,而人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是为了服务于上帝。

  伽利略在科学研究中认识到,以往人们对于现象原因和结果的解释全属臆想,与真理相差甚远,完全不能给人们以任何揭示和控制自然界运动的力量。为了增进科学知识,就必须改变这种方法,即对现象进行物理解释的方法,代之以对现象进行定量描述的方法。面对空中物体落在地球上这一现象,伽利略的解释方法与亚里斯多德迥然不同,伽利略用数学记号来表述,给出一个公式,用数学法则来描述物体的下落,并不解释物体下落的原因。当伽利略“强调数学描述时,就是反对把很少获得成功的定性研究和因果研究纳入自然界”。这些单纯的数学公式似乎解释不了什么东西,没有多少价值,但是,事实证明,“这些公式却被证明是人类所获得的关于自然界最有价值的知识。我们将发现,近代科学在实用方面和理论方面最激动人心的成就,主要是通过熟练地运用日积月累的定量的、描述的知识才获得的,而不是通过关于现象原因的形而上学的、神学的甚至是机械论的解释。近代科学的历史,就是逐渐摈弃上帝和恶魔,从而将关于光、声、力、化学过程以及其他概念的模糊思想转变为数量关系的历史。”[9]

  如果说伽利略是近代科学之父,那么笛卡儿则是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哲学就像欧几里得几何一样,全部体系都是从公理演绎出来的。所不同的是,《几何原本》有五个公理和五个公设,而笛卡尔哲学则只有四个公理,这四个公理是:(1)我思故我在;[10](2)每一现象必有原因;(3)效果(结果)不能大于它的原因;(4)人心中本来就有完美、空间、时间和运动的观念。

  笛卡尔首先从公理中推出上帝存在。他的推论过程是这样的:既然一个人疑心重重,而又所知甚少,所以,人不可能是完美的存在体。然而,按照公理(4),人的确在思想中拥有完美的观念,特别是一个全知、全能、永恒的存在的观念。那么,这些观念是如何产生的呢?考虑到公理(3),完美的观念不能从不完美的人心中推导或创造出来。因此,它只能来自一个完美的存在体,这就是上帝。所以,上帝存在。[11]

  既然证明了上帝存在,而上帝又是完美的,是不会欺骗我们的,所以,我们的直觉是可以认识真理的。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就是自然界的规律,而自然界的规律是上帝按照数学定律建立的。从这些基本观点出发,笛卡尔推演出他的哲学体系。

  笛卡尔既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又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解析几何就是他的杰作)。对他来说,公理化方法是很熟悉的。笛卡尔以怀疑的目光审视各个学科,发现除数学以外,别的学科都存在重大“瑕疵”。他研读哲学,发现经过千百年研讨的哲学,却找不出一件事不在争辩之中。至于在哲学这个不稳定基础上建造起来的别的学问,自然是不坚实的。那么,笛卡尔看上了数学的什么了呢?答案是确定性。别的学科的基础都存在问题,经不起怀疑,而数学则不一样,它的基础是公理。公理是清晰的、不证自明的,这样的基础可以说是坚如磐石。从这样的基础出发,经过演绎推理,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无误的。所以说,数学的确实性是公认的。数学的基础是明晰的,结论自然是不容怀疑的。笛卡尔由此得到启发,把这种公理化方法运用到他的哲学体系的建构中去。由此可以看出,笛卡尔否定知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认为感觉经验是靠不住的,只有依靠理性的直觉和演绎得到的知识才是可靠的。这种得到知识的方法就是演绎的数学的方法。所以说,笛卡尔哲学带有数学特征。笛卡尔是唯理主义者,强调理性在认识世界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理性在笛卡尔哲学中不可避免地也带有数学特征。形而上学在挖掘它的最深基石时,发现挖出的最深基石竟是数学。

  在哲学史上,笛卡尔高高举起的是理性的大旗,旗上绣的是“我思故我在”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笛卡尔从怀疑一切开始,但在怀疑的过程中却发现有不能怀疑的东西,这就是“我思故我在”。因为怀疑者不能怀疑自身正在怀疑这件事,这就说明“我在”,进而由“我在”变为“我”(因为“我在”内涵着“我”),使人去思考人本身。“我认识了我是一个主体,它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他之所以是,并不依赖任何物质性的东西。所以这个我,这个使我成其为我的灵魂,是与形体完全不同的,甚至形体容易认识,即使形体并不是,它还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它。”[12]这样,“我”或者“自我”,就代表人类主体性,被说成是思想的中心和思想的实体。于是,主体、客体的区分在笛卡尔这里就产生了。“我思故我在”经过笛卡尔理性眼光的审视,发现具有确定性。而对确定性的追求使得对数学因素的采纳成为可能,也使得数学因素在形而上学上的发展成为可能。笛卡尔之所以采纳数学因素,就是因为数学因素在他的知识体系中能提供确定性。数学因素“要明确地把自身展现为一切思想的尺度,建立由此出现的法则”。[13]笛卡尔哲学无论在奠基的过程中还是在形而上学体系构建过程中数学都参与了。笛卡尔说:“为发现关于事物的真理,方法是必要的。”为什么说方法是必要的呢?海德格尔解释说,方法虽不是科学的各种装备之一,只是一个基本成分,但这个基本成分规定着什么能够成为对象以及它如何成为对象。[14]这就是说,方法决定着对象范围。因此,笛卡尔哲学所采用的数学方法决定了笛卡尔哲学的对象范围。由于把数学因素设定为一切知识的原则,因而以往的一切知识就必然被置于疑问之中,而不管它们是否站得住脚。

  笛卡尔认为清晰而明确的观念是真实的,这是他确定公理的一项原则。“清晰而明确”意味着可以量化。在笛卡尔创构的机械论世界观中,认为物质世界仅仅是由物质及其时空属性组成的。物质的本质是什么呢?笛卡尔把它解释为广延性,即物质的本质仅仅存在于诸如形状、大小和运动等属性上;这些属性都是可以量化的。广延和运动可以量化,说明物质的本质人们可以准确地把握。笛卡尔对物质本质的量化解释是对伽利略以定量代替定性科学方法论的深化,进一步指明了世界的本质是数学化的;而数学化的世界是可以用数学方法即量化的方法把握的。

  牛顿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更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牛顿通过他的科学活动,使科学超越了神学,成为真理问题的评判标准。从此,科学观代替宗教观(在西方)成为人们世界观中的核心观念了。哲学观念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从科学观念中寻找根据了。

  如果说笛卡尔认为物质最基本最可靠的性质是形状、延展性和在时空中的运动的话,那么,牛顿则认为物质的最基本最可靠的性质除了以上笛卡尔所说的外,还应加上质量,而且从某些方面来说,质量是物质更为重要的本质属性,因为运动原理是从质量概念而来的,质量能把物质的运动还原到严格的数学公式。可以说,力学的一切基本单位都可以用质量、空间和时间的单位来定义。

  牛顿把运动分为相对运动和绝对运动。绝对运动蕴含了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15]无限的、绝对的空间和时间是供质量进行机械运动的庞大的、独立的实体。既然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是供质量进行机械运动的实体,那就说明世界是一部巨大的机器,蕴含着除了那些无边无际的数学存在外,上帝已无处可藏。尽管牛顿是上帝虔诚的信徒,但他的科学理论却对上帝一点都不留情,偌大的宇宙,竟无上帝容身之所。在客观上,牛顿成功地用科学驱赶走了上帝。在人类理性发展史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完全可以说,是数学公式驱赶走了上帝。

  牛顿的理论中有许多“荒谬”之处,一些基本概念是虚构的,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如引力、质量等概念。这一点牛顿也很清楚,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至于引力是物质所内在的,固有的和根本的,因而一个物体可以穿过真空超距地作用于另一个物体,毋须有任何一种东西的中间干预,用以把它们的作用和力从一个物体传递到另一个物体,这种说法对我来说,尤其荒谬。我相信凡在哲学方面有思想才能的人绝不会陷入这种荒谬之中。引力必然是有一个按一定规律行事的主宰所造成的,但是这个主宰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我留给读者自己去思考。”牛顿内心是很想把引力的本质解释清楚的,但事实上无法做到。牛顿以后的科学家也没有做到(至少提出的理论没有得到公认)。但牛顿并没有在对引力没解释清楚之前就踟蹰不前,而是牺牲物理上的可解释性,寻求数学上的可描述性和可预测性。牛顿“用数学概念及量化了的公式,还有能导致公式的数学推导重铸了整个17世纪的物理学。牛顿的光辉业绩呈现给人类一个崭新的世界秩序,和一个用一套普遍的,仅用数学表述的物理原理控制的宇宙。”[16]牛顿之后,许多科学家继承了牛顿的方法,从此,定量的、数学化的方法便构成了科学的本质,对自然的物理解释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科学一词的定义也具有了数学特征:“科学是对自然过程的精确的数学描述。”[17]

  牛顿的伟大不但在于他发现了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而且在于他对知识进行了一次大综合。牛顿从清楚明白的被证实的现象出发,获得用数学语言所描述的自然界行为状态的定律,然后再用演绎推理,推导出新的定律。在牛顿发现的定律中,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是最基本的定律,由这两个定律推导出了许多定律,开普勒三定律就可从牛顿两个运动定律和引力定律推导出来。可以说,整个力学理论都可从牛顿的运动定律和引力定律推导出来,都可用数学公式表示出来,这充分说明了自然界的规律是数学规律。自牛顿以后,人们便不再对此加以怀疑了。

  我们知道,自然界是按照数学规律设计的,这一观点是毕达哥拉斯提出来的,但在毕达哥拉斯生活的时代,这一观点尽管有某些自然现象的支持,然而更多的表现为一种臆测,缺乏更多的科学理论的支持。是牛顿把这一理论科学化了。在大量定律、公式面前,人们不由不信。这是牛顿对近代思想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贡献。而且,由于牛顿成功地把上帝从自然界中驱赶走了,所以,毕达哥拉斯附着在“万物皆数”理论上的神秘色彩也在牛顿之后褪去了。

  在牛顿之前,开普勒研究的是天体运动,而伽利略研究的是地球表面上的物质运动。天体运动和地球表面上的物质运动在古希腊和中世纪普遍被认为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运动。是牛顿将两种运动结合起来,认作是性质相同的运动。

  根据伽利略的第一运动定律,物体永远沿直线匀速运动,除非它受到外力的作用。所以,行星本应作匀速直线运动,但从天上观测到的行星都在按照开普勒定律围绕太阳做椭圆运动。这是为什么呢?牛顿认为这是有一种力在起作用,他把这种力叫做吸引力,是从太阳中产生的。至于地球对地球表面上的物体所产生的吸引力似乎是科学家都认为的。抛在空中的物体,最后都落在地球表面,说明地球对物体具有吸引力。牛顿没去解释吸引力的物理本质,而是把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转变为一个数学问题,用数学公式描述太阳对行星的作用力和地球对它附近物体的作用力。这两种力的性质是否一样,牛顿无法做实验,但他发现描述这两类现象的公式相同,由此他断定,这两种情况是同一种力在起作用。[18]所以,是一个数学公式使牛顿把天体运动和地球表面的物体运动结合起来,视为同一种性质的物质运动。既然天体运动与地球表面的物体运动属于相同性质的运动,那么天地就应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分,天上也没有神秘的东西了。这是对古希腊人认为的月上世界与月下世界遵循不同运动规律观点的否定,是对天地不平等观念的否定。这种对自然界的理性认识,对平等的政治观、法律观的形成有极大的启迪作用。

  总之,牛顿的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不但对自然科学有着巨大的影响,而且对后世人们的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一是使人们确信自然界是按照数学规律设计的,定量的、数学化的方法构成了科学的本质;二是使人们认识到世界是一部巨大的机器,从而使上帝的作用大大降低,直至完全消除;三是使人们认识到宇宙间的物质运动遵循相同的规律,从而消除了天上人间的不平等;四是牛顿的科学方法使数学与实验结合起来,不但使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传统得到发扬,而且使经验论得到了迅猛的发展。[19]牛顿的著作标志着科学革命的高峰,使数学对人类思想的影响达到最高峰。从此,数学化成为一股强大的洪流,向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奔涌而去。数学理性在西方经过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共同努力,最终形成。

  从第一部分可知,西方文化中的理性带有数学化特征。由于西方法律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所以,西方法律文化在理性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像西方文化那样带有数学化特征,也即受数学理性的影响。本文所说的法律的理性化过程等同于法律文化的理性化过程,只不过有时出于习惯的原因而采用“法律的理性化”这样的用语。

  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孔德把知识发展分为三阶段,即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20]孔德对知识的三阶段划分从知识的发展历程来说是正确的。知识发展的最早阶段是神学阶段,这一论断无论是从史书的记载中还是从考察现代原始部落中都可得到印证。早期人类由于对许多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无法理解,便赋予这些现象神秘的色彩。他们用神秘的眼光看待一切。对早期人类来说,纯物理的现象是没有的。现代人所感知到的自然现象早期人类是感知不到的,他们用与我们相同的眼光看待世界,但用与我们不同的意识去感知世界。早期人类思维的一大特点是主体客体不加区分,思维浑然一体。早期人类也曾企图对现象作出解释,但他们用的是巫术、神话方法。巫术、神话理论不讲逻辑、不讲因果关系,“平白无故地”就把一事物与另一事物联系起来了。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认为,人类创造神话,不是为了再造一个合乎物理规律的世界,而是造就一个“戏剧世界”,即一个有着行动的、情感的、富有魔力的世界。因此,神话中表现出来的不是太阳、月亮、风雨雷电这样一些自然物象,而是恐惧、哀愁、痛苦、激动、欢乐、兴奋、狂喜这样一些内在情感。[21]所以说,越是原始的人,越是注重情感,注重主观性的东西。

  现代人由于过于注重理性,便瞧不起非理性的神话。其实,从文明发展史来看,文明往往是从神话开始的。学者亚·泰纳谢说:“原始人的神话包括了他们的全部文化。稍晚,从中分离出宗教(已经教义化了的)、分科科学、法学、音乐、造型艺术。但即使在原始制度之后,神话仍继续是文化的一个方面,有时甚至是很重要的东西。”[22]早期希腊文明就是从神话开始的。读完了神线]哲学才出现。神话主宰文化之后,宗教开始主宰文化(大多数文明如此)。宗教比起神话来说,有了理性的成分。尤其是基督教、佛教,教义中的理性分析占有很大的比重。尽管如此,在宗教中神秘主义还是占主流,否则就不是宗教了。

  我们知道,世界观亦称宇宙观,是人对世界总体的看法,它是自然观、宗教观、社会历史观、伦理观、审美观、科学观等的总称。由于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各种各样,所以,人们的世界观也是各种各样的。从古到今,出现过各种不同的世界观。人类文明史已有几千年,在科学观取代宗教观、伦理观(主要是中华文明)之前,宗教观、伦理观在世界观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深刻影响了其他观念。由于宗教观在世界观中的这种地位,它自然会对法律观产生影响。只要考察一下古代法律,就不难发现法律中神的踪影。

  《汉穆拉比王法典》是现今看到的古代较完整的法典,这部法典有一个“序言”,述说了汉穆拉比王制定这部法典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神的旨意。该法典在“序言”中提到:

  安努那克之王,至大之安努,与决定国运之天地主宰恩利尔,授与埃亚之长子马都克以统治全人类之权,表彰之于伊极极之中,以其庄严之名为巴比伦之名,使之成为万方之最强大者,并在其中建立一个其根基与天地共始终的不朽王国——当这时候,安努与恩利尔为人类福祉计,命令我,荣耀而畏神的君主,汉穆拉比,发扬正义于世,灭除不法邪恶之人,使强不凌弱,使我有如沙马什,昭临黔首,光耀大地。该法典在正文之后,汉穆拉比又告诉人们必须遵守它制定的法典,否则就要受到神的惩

  依天地之伟官沙马什的命令,我的正义必须照耀于世,遵吾主马都克的旨意,我之创制必无人可以变更。……倘其人不崇敬我在我的石柱上所铭刻之言词,蔑视我的诅咒,不畏神灵的谴责,废除我所决定之司法判决,变更我的创制,磨灭我所铭刻的名字而刻入自己的名字,或对此诅咒心怀畏惧而唆使他人为之,则不论其为帝为王,为城邦之长,或为其他任何有尊称之人,愿众神之父,赐我统驭之权的伟大的安努,剥夺其贵为王者的光辉,断其王笏,诅咒其命运;愿决定命运而其命令不可更改且尝光大我的王权的主神恩利尔,使其祸起萧墙,消弭无术,而终趋灭亡,注定其统治动摇,国祚短暂,饥馑连年,天日无光,死不旋踵,并以有力之言宣布其城市毁灭,其人民离散,其王位灭绝,其姓名及国号无传……

  汉穆拉比在法典正文之后,几乎把当时巴比伦的著名神灵都叙说一遍,祈求它们惩罚毁灭法典和不遵守法典之人。这段话很经典地反映了神权对法律的影响,由于原文过长,这里从略。[24]

  其实,在古代的两河流域,借用神权使法典得以有效实施的做法很普遍。在汉穆拉比之前,约公元前20世纪颁布的《伊新国王李必特·伊丝达的法典》也在“序言”中宣称:“我,李必特·伊丝达,尼普尔的恭顺牧人、乌尔的忠实的恩加尔、埃里都的亲近之人、乌鲁克的善良僧侣、伊新的王、苏美尔和阿卡德的王、伊兰娜所关怀的人,依照恩利尔的嘱咐,在苏美尔和阿卡德确立法律。”[25]

  印度《摩奴法典》的制定者摩奴被称为自在神之子。[26]中国古代的最高统治者也被称为天子,天之子制定的法律自然就带有神的印迹。当然,在中世纪,在信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国家里,由于政教合一,神权对政权的影响更大,《圣经》、《古兰经》就是法典,人们的行为规范都要遵守它。

  然而,到了近代,从西方开始,法律中的神秘色彩越来越少。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和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中虽有“自然神明”、“造物主”、“神明福祜”、“在上帝面前和庇护下”之类的字眼,但这时的上帝已不具有往日的威严了,昔日被认为是对上帝大逆不道的话现在已不受任何惩罚了,因为法律规定“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教会对侵犯上帝的人已无可奈何了。《法国人权宣言》第10条明文规定:“任何人都不应当因为其意见,甚至宗教上的意见而遭受干扰……”此后制定的法律甚至连这些“习惯用语”也没有了,神秘色彩在法律中彻底去除了。现代大多数国家制定的法律已完全是世俗的,找不到上帝的影子。

  法律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主要原因就是科学战胜了宗教。而科学是什么呢?简而言之,科学就是数学描述。所以,与其说是科学战胜了宗教,还不如说是数学战胜了宗教。

  数学战胜宗教是一步步完成的,第一步是哥白尼的日心说取代地心说。在哥白尼的日心说产生之前,流行的学说是受教会支持的地心说。地心说理论的系统阐发者是古希腊人托勒密。托勒密的地心说理论虽然对许多天体现象作了解释,但这种解释很复杂,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解释得越来越不准确。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比起托勒密的地心说理论大为简化。哥白尼信奉“自然界爱好简单性”的理论,他看到他创立的日心说理论比地心说理论在用数学描述时更为简单,便确信他的日心说理论是正确的。哥白尼在意大利呆过六年,深受新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影响,“确信整个宇宙是由数构成的,因此凡是在数学为真的东西也在实际上或者天文学上为真。我们的地球也不例外,它本质上也是几何的,因此数学价值的相对性原理如同适用于天文学王国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样,也适用于人类领域。”[27]事实上,由于科学发展的局限,当时的日心说理论在解释许多天体现象时是不准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支持日心说的人与哥白尼一样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信念,即“自然界爱好简单性”的信念。可以说,正是数学方面的长处,使得包括哥白尼在内的人们确信日心说是正确的。日心说的创立,使人类居住的地球从宇宙中心的位置变得边缘化了,成为一个无足轻重、普普通通的行星了。这对支持地心说的基督教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教会认为,天堂、上帝都在天上,天体在质上更高贵,比地球更灵活易变;而日心说使地上也成为天上,使天地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哥白尼的日心说在教会编织的重重帷幕上撕裂了一个口子,从此,科学开始向宗教宣战。

  在支持哥白尼日心说的人中,有一人名叫开普勒。开普勒发现的行星运动三定律,有力地证明了哥白尼学说的正确,使哥白尼的日心说逐渐得到更多人的认可。有人正确地评论说:“开普勒是第一个冒险对(天文学的)问题进行严密数学处理的人,是在新科学那特有的意义上第一个确立起自然律的人。”[28]

  开普勒的行星运动第一定律是:行星沿椭圆轨道运动,太阳位于椭圆的焦点上。哥白尼认为行星绕太阳作圆周运动,开普勒则改为作椭圆运动。可别小瞧这一改动,在那个时代,这一改动对宗教的冲击特别大。从古希腊一直到开普勒时代,人们都认为圆是最完美的形状,天体都是神或者与神有亲近关系,都是完美的物体,所以,都作圆周运动。而椭圆显然不是最完美的形状,作为完美物体的天体怎会做椭圆运动。

  开普勒的行星运动第二定律是:一个行星和太阳之间的连接线,在相等时间内扫出相等面积。这就是说,行星在运动的过程中,时快时慢,速度不匀。当行星离太阳近时,速度变快;离太阳远时,速度变慢。这与古希腊人、中世纪人的观念是不相同的。古希腊人和中世纪人认为,天体运动是匀速的,如果时快时慢,与神有关的行星的威严就没有了。

  我们不难看出,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不但是对哥白尼学说的证明,而且是重大发展。如果说哥白尼学说是把教会编织的帷幕撕裂了一个口子,那么,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则把教会编织的帷幕掀开了一面。

  伽利略更是“胆大妄为”,公开否定《圣经》的权威性。伽利略认为上帝是一个几何学家,他用数学体制创造了世界。由于数学具有确定性,所以,通过数学方法获得的自然知识必然具有确定性。当《圣经》与自然知识不相符时,伽利略认为应抛弃《圣经》,而遵从自然。伽利略说:

  我认为在对自然问题的讨论中,我们不应该开始于《圣经》的只言片语的权威,而应该开始于感觉到的实验和必要的论证。因为神圣的经文和自然都同样地出于神的话语。……自然是无情的,不变的,决不跨越赋予他的规律的界限,……我设想,就自然的作用而论,要么感觉经验就处于我们眼前,要么必要的论证要证明到我们为止,这两点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成问题,不应该受到《圣经》文本的证据的谴责,因为《圣经》的文本在字面上隐含着似乎与之相反的含义。……上帝更愿意在自然的行动中,而不愿意在《圣经》的神圣辞令中,来向我们展示自己。[29]

  牛顿的贡献就是把“自然界是按照数学规律设计的”理论从空想变为现实。在牛顿之前,信奉这句话的人多是数学家;由于牛顿的巨大贡献,牛顿之后,信奉这句话的人变成了普通人,这就使许许多多人的思维方式得以改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牛顿才被人称为伟大的思想家,“启蒙运动之父”。[30]启蒙运动提倡理性,反对迷信和非理性。一些有极大影响的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孔狄亚克、狄德罗等,都受到牛顿理性化思想的影响,竭力把体现在自然科学中的进步因素推广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去。

  从哥白尼到牛顿,科学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逐渐成熟。在科学尚处于幼芽阶段,面对强大的教会势力,科学还不敢与宗教分庭抗礼。而当科学成熟后,宗教就成了科学攻击的靶子。科学再不需要披着宗教的外衣,它要走向独立。所以,当19世纪初,拿破仑问科学家拉普拉斯,为何在书中不提上帝时,拉普拉斯回答说它不需要这个假设。[31]

  由于人们对宇宙的认识能力越来越完善,人们便对自然取得了更多的支配权。上帝在人们的心目中越来越褪去神秘色彩,如同点和面可以无限延长一样,上帝也变成了“无限遥远的人”。“正是与世界和哲学数学化相关联,哲学家将自己本身并同时将上帝以某种方式按照数学理念化了。”[32]如果说还存在上帝的话,上帝仅仅不过是一位数学家,此外并无更多特权。当上帝变成数学家了,法律中的神秘色彩自然会消失,更多呈现的是数学色彩,即理性色彩。

  从理论渊源上来说,法律与价值的分离问题是从科学与价值的分离问题引申出来的。自 近代以来,科学已逐渐建立了自己的霸权地位,包括法律在内的许多学科都在借鉴科学方法,按照科学方法改造自己。科学与价值分离了,别的学科仿照着也要与价值分离。

  一般认为,在哲学史上最早提出科学与价值分离的思想家是休谟。人们常引用休谟的这段话作为例证:

  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个时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确定了上帝的存在,或是对人事作了一番议论;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联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因为这个应该或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所以就必须加以论述和说明;同时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的,也应当举出理由加以说明。不过作者们通常既然不是这样谨慎从事,所以我倒想向读者们建议要留神提防;而且我相信,这样一点点地注意就会推翻一切通俗的道德学体系,并使我们看到,恶和德的区别不是单单建立在对象的关系上,也不是被理性所察知的。[33]

  休谟在这段话中认为,知识讨论的是“是怎样”的问题,而道德讨论的是“应怎样”的问题。这就是说,知识讨论的是“实然”的问题,而道德讨论的是“应然”的问题。由此,休谟把事实与价值加以区分,把它们划分为两个不同的范畴。

  休谟为何要对事实与价值作这种二分法呢?休谟说:“……恶和德可以比作声音、颜色、冷和热,依照近代哲学来说,这些都不是对象的性质,而是心中的知觉;道德学中这个发现正如物理学中那个发现一样,应当认为是思辨科学方面的一个重大进步……”[34]从休谟的论述就可以看出来,休谟对事实与价值二分法是受了物质的第一性质、第二性质这种划分的影响。

  哥白尼的日心说向人们宣告,感觉是对的东西不一定是正确的。科学家为了避免不再受假象的欺骗,就把物质的性质分为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在对物质的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区分中,伽利略做过重要的论述。伽利略把世界上的东西分为两种:一种东西是绝对的、客观的、不变的和数学的;另一种东西是相对的、主观的、起伏不定的和感觉得到的。前者属于物质的第一性质,后者属于物质的第二性质。物质的第一性质是物质的真实特性,是由数学规律来处理的特性,可把人们引向真实对象的知识。这些性质有量、位置、运动、数、图形等。物质的第二性质不是物质的真实特性,具有主观性,是第一性质在感官这里引起的效应。味道、气味、颜色、声音、冷、热等都是物质的第二性质。伽利略说:

  ……我并不相信在我们这儿引起这些味道、气味和声音的外在物体,除了尺寸、形状、数目和缓慢的或快速的运动之外还需要其他东西;在我看来,如果把耳、舌、鼻拿走,形状、数目和运动实际上仍然存在,但是气味、味道和声音就不会存在。我不相信要是没有活生生的动物,这些气味、味道和声音还会是除了名称之外的任何东西,正如要是把腋窝和鼻膜拿开,痒就只是一个名称一样;……回到我在此处的第一命题,我们现在已经看出,许多属性被认为是存在于外在对象中的性质,除了在我们之中外,它们的确没有别的存在地位,没有我们,他们只不过是名称而已。我说我倾向于充分相信热就是这种性质;我们一般把在我们身上产生热并使我们对此有所感觉的东西称为火,这种东西就是如此描绘且以如此这般的速度运动的大量微粒.……但是除了它们的形状、数目、运动、穿透力和碰撞之外,如果人们说在火中还有另一种性质,即热,那么对于这种看法我将不以为然。因为我认为热主要来自于我们,如果把活生生的有感觉的躯体拿走,热不过只是一个名称。[35]

  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学说在现代思想中的影响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性。这一学说把人从伟大的自然界中流放出来,并把它处理为自然演化的产物,这是一个根本的进步;正是这个进步成为现代科学的哲学的一个相当坚定的特点,成为一种大大地简化了的科学领域,但是却把现代哲学的重大形而上学问题尤其是认识论问题引入正规的方法。直到伽利略时代为上,人们都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更大整体不可分离的部分,而且在这个更大整体中,人的地位更为根本。人始终是与绝对的、基本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学说中,人的地位却大大地下降了。由于第一性质是适合于用数学规律处理的特性,而人是不适合于用数学规律处理的,人的行为不能用定量的方法来处理,所以,人就不能位居第一性质之列,只能位居第二性质之列,而第二性质不是物质的根本特性。这样,当人进不了第一性质时,人与真实世界的联系只能靠认识这一方法。近代哲学之所以转入认识论就是由人的这种处境决定的。第一性质是独立存在的,具有重要价值,而第二性质是依赖于第一性质存在的,它的价值就是无足轻重的。[36]

  再回到休谟所说的事实与价值的论述上,我们不难看出,休谟所说的事实就是物质的第一性质,所说的价值就是物质的第二性质。恶和德完全由人的好恶决定,所以,它自然与冷和热一样,属于物质的第二性质。当人文学科也要像自然科学那样寻求客观性时,寻求用数学规律处理时,人文科学就会把属于第二性质的东西甩开,大踏步地奔向第一性质;这样,重事实,轻价值就成为必然了。

  功利主义法学和实证主义法学的鼻祖边沁认为应把实际的法与应当的法予以分离,也就是把法与道德予以分离。边沁认为通行的法律语言在叙述与评价之间界限不明,许多语言表面看来是中性的,同所叙述的事物之好坏是非无关,但事实上包含着隐蔽的贬义或褒义。这样盼词语除叙述性内容外,具有后来的哲学家所称的情感含义。立法科学要取得进步,就必须舍弃这种“激发情感的名称”,使用中性的表述方式。[37]

  实证主义法学创始人之一奥斯丁认为应该区分实际存在的法与应当存在的法。著名的“恶法亦法论”就是奥斯丁提出来的。奥斯丁说:“法的存在是一个问题,法的优劣,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奥斯丁认为法与道德不存在必然的关系,在确定法的性质时,绝不能引人道德因素。一个法规,尽管在道义上十分邪恶,只要是以适当的方式颁布的,就是有效的。他指责把法与道德混淆的倾向,讥讽它是产生莫名其妙的术语、隐晦无知和困惑的一种最丰富的来源。

  语义分析法学的代表人物哈特(H·L·A·Hart 1907—1993)认为法律反映或符合一定道德要求,尽管事实上往往如此,然而这不是一个必然的真理。承认法的效力与尊重和遵守法律是两码事;邪恶的法仍然是法,但因它们太邪恶以致我们不能服从。混淆法与道德,断言法只有符合某些道德原则才是法,必将导致盲目服从或错误反对法律秩序,还将诱导人们不仅接受现实法为法,而且相信现实法已经是公正的,那就会使人们丧失批评现有法的信心,盲目支持现行的法律秩序。[38]

  总之,在近现代法学流派和法学家中,主张法律与价值分离的不是少数,而是一大批。

  现代法律在对某种行为进行处罚时,一般都规定了一定的幅度,以便司法人员根据具体情况自由裁量,如1997年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0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1989年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二)在规定期限内不履行的,从期满之日起,对该行政机关按日处五十元至一百元的罚款……”

  在古代法典中,我们是找不到裁量幅度的设定的。如《唐律疏议》《贼盗》“谋杀人”条规定:“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从而加功者,绞;不加功者,流三千里。造意者,虽不行仍为首;雇人杀者,亦同。”《杂律》“私铸钱”条规定:“诸私铸钱者,流三千里;作具已备,未铸钱者,徒二年;作具未备者,杖一百。”[39]《汉穆拉比王法典》第201条规定:“倘自由民击落穆什钦努之齿,则应赔偿银三分之一明那。”第202条规定:“倘自由民打地位较高者之颊,则应于集会中以牛皮鞭之六十下。”《摩奴法典》Ⅷ.264条规定:“胁迫将家屋、贮水池、庭园、或旱田占为己有者,应处以五百(朋那)的罚金。(假若他)不知道而(侵入他人之土地时),应处以二百(朋那)的罚金。”

  《十二铜表法》第八表第2条规定:“如用手或棒子打断自由人的骨头,则应缴纳罚金三百阿司,如为奴隶,则为一百五十阿司。”

  1640年爆发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世界近代史的开始。但我们从17世纪英国制定的法律中仍寻找不见裁量幅度的设定。如1679年英国颁布的《人身保护法》对罚金的科处在立法技术上仍没有进步,仍寻找不见裁量幅度的影子。该法第5条规定:“凡故意违反本律之规定羁押上述业经解送获保释之被告,或故意着令羁押,或故意帮助羁押行为者,应科予罚金五百磅,充给羁押之被告人或被害人。”[40]

  到了19世纪,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虽然囿于资料的缺乏,还不能说裁量幅度的设定始于19世纪,但我们至少可以断定,最迟在19世纪初,裁量幅度的设定在法典中已出现,因为我们在1810年颁布的《法国刑法典》中已经发现裁量幅度的设定。如该法第109条规定:“凡利用群众骚乱、暴力或胁迫,妨害公民一人或数人行使公权者,此项共犯各处以六个月以上二年以下之拘役,并于五年以上十年以下之期间剥夺其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第184条规定:“凡审判官、检查长或王国初级检查宦或其代理人员、以及行政官或其他司法宫或警察官,于法律规定以外之场合且未经法律规定手续而擅入公民住所者,处十六法郎以上二百法郎以下之罚金。”[41]

  从第一部分的论述中已经知道,近代以定量代替定性科学方法的确立是从伽利略开始的。但定量方法的出现是很早的,可以上溯到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用三条弦发出某一个乐音以及它的第五度音和它的第八度音时,这三条弦的长度之比为6:4:3。这一发现就成功地运用了定量方法。毕达哥拉斯学派还认为,各行星与地球的距离一定符合于音乐的进行,从而奏出“天体的音乐”。[42]这也运用了定量方法,不过是“大胆假设”,无法求证,属于缺乏科学根据的玄想、猜测。总之,由于科学发展水平的局限,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定量方法的适用范围很小,无法在更大范围内探及事物的本质,还无法与定性方法相抗衡,所以,当擅长运用定性方法的亚里斯多德学派兴起后,定量方法的影响就很快式微了。定性方法的出现其实要比定量方法要早好多,只不过在很长历史阶段,由于定量方法尚未出现,它寻找不到对手,无法一较高低。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定量方法的运用,使定性方法找到了对手,从而有了一较高低的机会。定性方法在当时之所以能占据优势,其原因在于当时科学发展已积累了大量感性经验材料,急需用定性方法进行初步整理。直到伽利略时代,定性方法一直是研究事物所采用的基本方法,“人们相信事物的定性的质是基本的,任何现象的原因都是质的原因。科学的任务就在于找出事物定性的质,而量的描述是为定性分析服务的。”[43]然而,伽利略却改变了一切,使定量分析方法取代定性分析方法,成为研究科学的基本方法。伽利略以及以后的牛顿都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由于这种方法“只描述,不解释”,所以,惯于运用定性分析方法的人很不习惯。牛顿没有对吸引力的本质作出解释,而只用数学公式作出了描述,这就被包括惠更斯、莱布尼茨在内的一些赫赫有名的人物斥为“荒谬”。但就是这种“荒谬”的方法最终却被人们接受了,并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伽利略生于1564年,卒于1642年,牛顿生于1642年,卒于1727年,也就是说,定量分析方法的出现或者说复兴是17世纪的事情。我们知道,科学的发展是靠新范式取代旧范式这种形式。尽管伽利略、牛顿的成就很大,但在当初,他们的影响仅限于少数科学家范围内。在牛顿的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发表半个多世纪,牛顿的科学成果仍没被普遍接受。[44]所以,当我们在英国1679年颁布的《人身保护法》中没发现裁量范围的设定就一点也不奇怪。

  牛顿的成就实在太辉煌了,他的影响日益隆盛。在伽利略、牛顿等人的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机械唯物论自然观,其主要特点可归结为三个方面,其中“自然界是数量化的”观点是机械唯物论自然观的一个重要特点。[45]牛顿思想成为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来源。直到19世纪,机械唯物论都是主流思潮,以定量分析方法代替定性分析方法这种科学方法自然会成为一种强大的思想潮流,越过自然科学领域向社会科学领域覆盖而来。经过18世纪的发展,到了19世纪,定量分析方法已获得全胜,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以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西美尔(Georg Simmel)说“把质化约为量”是“我们生活的一个主要的趋势”。还说:“不管在哪里,只要用数学来解释物质、构成及运动的原因,它就总是通过纯粹量化的公式来表达其结构和发展。在另一种形式和应用领域内也会明显地见到这种现象,即:在所有那些例子中,过去关于原初力量和构成的假设现在都被诸种以别的方式认知、但却非特指的要素的总体效果理论所取代。”[46]

  西美尔所说的“另一应用领域内”是指什么领域内呢?他所说的领域其实是非常广阔的,既包括自然科学领域,也包括社会科学领域。换句话说,“把质化约为量”涉及整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例如,他所谈到的关于地球表面构成的形成原因就属于地理学、地质学领域。过去在解释地球表面构成的原因时往往被解释为是由突变或独特的灾难造成的,现在则认为是由大量的、各式各样的影响缓慢合成的,而这些影响又是由水、空气、植物和气温变化所释放出来的力量造成的。在社会科学领域内,西美尔认为语言、艺术、制度和任何种类的文化产品都被看作是无数微小的贡献造成的结果。关于它们的起源的奇迹不再追溯到英雄式的个别人物所具有的特质中,而是追溯到整个历史群体凝聚和浓缩的活动量当中。在人类精神的、文化的、政治的生活中,是那些日常小事的总量而非领袖特殊的个人行为决定了历史图画的全景。当个体的杰出性和不可匹敌的素质仍然占主导地位时,人们把这理解成是他相当幸运地继承了遗产,即继承了人类物种经过积累的能量和成就。[47]现代社会日益增长的趋势是:量的范畴主宰了质的范畴,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就是质被消融在了量之中;越来越多地把因素从质当中剔除出去,只赋予这些因素具体的运动形式;把一切依特殊的、个别的、性质的而定的事物都解释为那些无特色的因素和意识——它们只受数量化规定性的影响——之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或宽或窄、或频或疏,等等,尽管靠这些致命的手段永远也不可能彻底地实现这些倾向的目标。现代文化之潮流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奔涌:一是社会文化的平均化、量化和客观化,另一是趋向于人的独立性和发展的自主性。由此可见,从伽利略开始的以量代质的分析方法,已成为近现代社会进步的因素之一,它早已跳出了数学、物理学范围,影响了整个社会。[48]所以,当我们打开1810年颁布的《法国刑法典》,看到了裁量幅度的设定,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这完完全全是数学影响的结果。

  既然量化是现代社会文化的趋向之一,那么它对法律文化的影响就不应仅限于裁量幅度的设定。事实上,经过我们考察,一些重要的法学流派的形成也在一定程度上受量化分析方法的影响。

  西美尔认为近代由量化分析而形成了一种信念,即“最高的价值植根于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之中,植根于这种生活的每一个环节中,但不是植根于一种英雄气概、或灾难、或无与伦比的业绩和经验之中,因为对于最高价值来说,这些东西往往太过随意和肤浅。”[49]我们发现,历史法学派的观点与这种信念颇为相合。萨维尼认为“法律首先产生于习俗和人民的信仰”,“在人类信史展开的最为远古的时代,可以看出,法律已经秉有自身确定的特性,其为一定民族所特有,如同其语言、行为方式和基本的社会组织体制。不仅如此,凡此现象并非各自孤立存在,它们实际乃为一个独特的民族所特有的根本不可分割的禀赋和取向,而向我们展现出一幅特立独行的景貌。将其连接一体的,乃是排除了一切偶然与任意其所由来的意图的这个民族的共同信念,对其内在必然性的共同意识。”[50]法典的制定者往往是“英雄”制定的,如《拿破仑民法典》就是由拿破仑这个英雄制定的。[51]由于萨维尼认为法律是从习俗和信仰中产生的,所以,他极力反对制定法典——也就是反对“英雄”。而“习俗”与“日常生活”有关,所以萨维尼对“细节”非常关注。萨维尼说:

  没有什么混乱比起对特定细节的知识作细枝末节的研究更有害了。任何有理智的人对于细枝末节的研究应赋予极低的价值,但是在整个历史中,细节上准确而精细的知识又是不可缺少的,它是唯一的能赋予其价值的事物。一个并非建立在对细节进行彻底研究基础之上而仅是以大的、有影响的原则为标题的法律史,与根据半真半假的事实所做的一般性的表面推理相比,它并不能提供更多的东西——我确信,这种程序是无益的,毫无成效的,与之相比较,我宁愿选择经验主义。[52]

  定量分析方法虽然是一种数学方法,而数学在历史上往往是与理性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但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的结果却会导致走上经验主义的路径。所以,数学理性对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有重要影响。西美尔说:“经验主义以尽可能多的观察取代了单一的空想的观念和理性的观念;经验主义把这些观念的质的特性替换为个别案例的量的集合。”[53]这就是说,在近代,经验主义比理性主义更注重量化分析方法。或者说,量化分析方法已成为经验主义的一大特色。

  边沁是一位法学家,撰写的书也主要是法学著作,他大概是人类历史上仅有的一位以法学著作的形式创立著名哲学流派的思想家。所以,边沁的法学著作我们不能仅仅看成是单纯的法学著作,它还是哲学著作、伦理学著作。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边沁的哲学观点、伦理学观点等同于他的法学观点。正因为可作如此的理解,所以,当数学史家克莱因说边沁的功利主义伦理学“不仅是理性的和演绎的,而且是定量的”[54]的时候,我们就可将这句话换成这样的话语: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学不仅是理性的和演绎的,而且是定量的。

  边沁在《立法原理》一书中说:“立法者应以公共利益为目标,最大范围的功利应成为他一切思考的基础。了解共同体的真正利益是什么,乃立法科学使命之所在,关键是找到实现这一利益的手段。”[55]边沁所说的功利原理也就是最大幸福与最大快乐原理,是说赞成与非难任何一项行动,完全取决于是否增大或减小利益有关者之幸福;凡有利于增大利益有关者幸福和快乐的行动则赞成,凡不利于增大利益有关者幸福和快乐的行动则反对。边沁认为要把功利原理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基础,则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发现一种道德算术,这种算术可以使我们得到普遍同意的结果。”[56]边沁所说的道德算术,其作用在于对快乐和痛苦进行度量,给立法者提供立法依据。边沁列出了十五条简单的快乐,分别是感官快乐、富裕的快乐、紧张的快乐、友谊的快乐、好名声的快乐、权力的快乐、虔诚的快乐、仁慈的快乐、恶意的快乐、知识的快乐、回忆的快乐、想象力的快乐、希望的快乐、联想的快乐和释负的快乐。边沁又列出了十一条简单的痛苦,分别是被剥夺的痛苦、感官痛苦、无效痛苦、敌意痛苦、坏名声的痛苦,虔诚痛苦,仁慈痛苦,恶意痛苦,记忆痛苦,想象痛苦,恐惧痨苦。全部道德体系和立法体系就建立在快乐和痛苦知识的基础上,立法者的目标是增加快乐,减少痛苦。既然快乐和痛苦对于立法者如此重要,那么,立法者就得准确地度量快乐和痛苦。边沁认为快乐和痛苦的量值依赖于强度、纯度、持续时间、接近程度、确定性、生产性和广度等。在衡量一种行为时,必须对众多因素加以考虑。人有感受性的差异,同样一个因素,对一些人可能带来快乐或痛苦,而对另外一些人则带不来快乐或痛苦。职业、年龄、社会地位、财富、教育、种族、性别等因素都决定着人对事物反应敏感程度。一个行为的价值可以按如下方式计算:这个行为涉及到的人的敏感程度之和,乘以这一行为所带来的快乐的客观衡量标准,得到的结果取正值。这一行为所引起的痛苦也是以类似的方法计算,得到的结果取负值。这一行为的价值就是两个之差。这样,边沁便成功地创立了“道德算术”,“立法因此便成了代数问题”。[57]比起其它的法学流派来说,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学是受定量分析方法影响最深刻的法学流派。

  实证主义法学的鼻祖是边沁和奥斯丁。我们知道,边沁是功利主义法学的创始人,功利主义法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也乐于为实证主义法学家所接受。功利主义法学是受定量分析方法影响很深的法学流派,而深受功利主义法学影响的实证主义法学也把这种方法继承了过来。实证主义法学分为经验实证主义法学和逻辑实证主义法学,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的主要是经验实证主义法学。经验实证主义法学常采用的方法有社会调查、资料统计和定量分析、历史考察等。通过这些方法得到的事实是可以观察和描述的,用以概括或检验命题和概念。

  这三个法学流派不仅对法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一些国家的立法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所以,定量分析方法通过对这三个法学流派的影响从而影响了许多国家的法律。

  犯罪构成理论是现代刑法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是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坚实基础;若无犯罪构成理论,罪刑法定主义原则就会被架空,落不到实处。所以,犯罪构成理论在保障人权,防止刑罚擅断方面起着巨大作用。

  犯罪构成是苏联刑法学家的叫法,欧洲大陆及日本等国家一般称为构成要件。构成要件这一概念最早在刑事诉讼法中使用,直到费尔巴哈才被当作实体法中的概念使用。构成要件理论始于德国学者贝林格(Beling),学者M·E·迈耶(Mayer)在贝林格理论的基础上作出了进一步发展。日本学者小野清一郎、泷川幸辰,苏联学者特拉依宁等都对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58]

  犯罪构成的概念是指确定某种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各种要件的总和,这些要件包括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的要件,犯罪客体和犯罪客观方面的要件。

  从犯罪构成的概念我们不难看出,把犯罪构成的要件分为主体、客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完全是西方文化中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产物,而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形成与数学理性有着极大的关系。

  主体客体二分是西方哲学的传统。中西哲学都兼有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式的思想,但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主客二分式的思想,而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据统治地位的则是天人合一式的思想。主客二分思想正式形成始于笛卡尔,但在笛卡尔之前,这一思想因素已出现。

  主客二分思想实际与思维和存在范畴联系在一起。没有思维与存在思想的提出,就不会有主客二分思想的出现。所以,追溯主客二分思想之源应追寻到存在一词的发明者巴门尼德(Parmenides)那里去。而巴门尼德有关存在概念的提出与数学有很大的关系。

  巴门尼德是古希腊爱利亚学派的实际始创者和主要代表,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成员,深受毕达哥拉斯学派数理概念的影响。

  巴门尼德的老师是克塞诺芬尼(Xenophanes),克塞诺芬尼不满希腊传统和神话中神的那种贪婪、好色、偷盗、欺诈等俗气,决心改造神人同形同性论,把众神改造为一神,使一神变得神圣起来。从众神变为一神的过程就是“普遍化”的过程,从神人同形同性论变为神人异形异性论的过程就是“理想化”的过程。克塞诺芬尼主要以毕达哥拉斯学派数理型的思想来重塑“神性”,神被尽量数量化(“唯一”)。[59]巴门尼德沿着克塞诺芬尼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毕达哥拉斯的思路),把前人提出来的各种本原(水、阿派朗、气、数、火等)再抽象,上升为“存在”。巴门尼德说思想的内容和对象都只能是“存在(是)”这种确定的、客观的、不变的状况或“存在(是)”的各种表现形态,而不能是“非存在”或与“非存在”相关的东西。“这就是西方‘形而上学’或‘存在论’(本体论)的基础,是用概念来达到数学的严格必然性(互锁性)的结果。然而,他没有数学中的‘关系’的转换能力,只有一种互锁的确定性。……可以说,毕达哥拉斯是西方传统哲学的方法开创者,巴门尼德是奠基者[决定它的问题提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是确立‘范式’者。”[60]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是数学把这些思想家的思想串起来了,使他们前后有了继承或者说是递进关系。

  巴门尼德提出了“存在”的概念,又认为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没有“存在”概念的提出,就不会有以后的主客二分理论。因此,巴门尼德的“存在”概念的提出在西方哲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柏拉图也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成员,他将数学几何思路更鲜明地引入,创建了著名的相论或理念论。柏拉图认为存在两个世界,一是相的世界,一是具体事物的世界。相的世界是真实的、永恒的、不朽的世界,是看不见,只能用理智认知,用理性把握的世界,而具体事物的世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相对的,只可用感觉去体认。柏拉图两个世界的区分引来了一系列的二元区分,如灵与肉、形式与质料、唯理论与经验论等等,当然也包括主体与客体。

  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创立主客二分式的哲学家是笛卡尔。我们知道,笛卡尔哲学是在数学方法的启迪下创立的,所以,他的哲学数学化特色非常鲜明。他追求数学的确定性,要求出发点的绝对真实。他发现以往的哲学根本没做到这一点,于是,他便怀疑一切,以便寻求一个确定的出发点。他对包括数学在内的所有知识都进行怀疑,发现只有“我在思想”无法怀疑,于是,他便把“我思故我在”作为其哲学体系的出发点。

  主客二分思想的核心是把对象即客体客观化,使对象变得不包含任何价值、中立化、确定化,这样就便于科学地把握对象。具体到犯罪构成理论上,确定了犯罪客体,在很大程度上就能确定犯的是什么罪及其危害程度。而确定了犯罪客观方面的要件,就能区分开这种罪与那种罪以及罪与非罪的界限。这样,由于犯罪客体和犯罪客观方面的要件的确立,就使罪刑确定化、客观化,再不会随意归罪,罪行擅断。所以说,犯罪构成理论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具体落实。

  另外,主客二分的结果也高扬了主体,使主体也即人的地位得以提高。过去,一切听从神的驱使,人无自由意志,与其它动物处于同一地位,在中世纪一些神权统治的国家,犯罪主体既包括人,也包括动物。而自从主客二分后,由于笛卡尔认为主体的本质就是思想,所以,凡是不能思想的动物就不能成为主体,这样,动物就被清除在犯罪主体之外,人成了唯一的犯罪主体(有的国家也包括法人,其实隐在法人后面的也是人)。当然,说主体的本质就是思想,也蕴涵着人不一定都是主体。在这方面,康德有过深入的论述。康德认为,主体就是“自我”,就是能够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独立自主地作出决定并诉诸行动的人。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曾举出过一个例子,说一个人犯了偷窃罪,一定要给予他惩罚,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但何以要这样做?原因在于我们承认犯人是主体,有自由意志,有独立自主性。假如他没有独立自主性,不是主体,当然对其行为结果也就不负法律责任。这就是说,儿童、精神病人、弱智、受人控制的人,由于他们没有独立自主性,所以不能构成刑法中的犯罪主体,他们犯了罪是不受刑罚惩罚的。这就是主体的本质是思想这句话的法律意义。

  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如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都基本上采纳了康德的主体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它。

  真正完成主体观念变革的是马克思。康德等人所说的主体都是抽象的,是认识主体和道德主体,而马克思所说的主体是具体的历史的主体,主体是活生生的丰富的存在,既可以是思维主体、道德主体,也可以是生产实践主体、历史主体、艺术欣赏主体、宗教信仰主体,等等;当然,主体也可以是犯罪主体。[61]

  总之,主体、客体理论已发展得很成熟,刑法学家只要稍加改造就能够形成犯罪构成理论。所以,主客二分思想不但对犯罪构成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对犯罪构成理论中的具体要素的内涵也有极大的影响。

  西方文化中的数学理性的形成过程有两千多年,有些观念由于出现的比较早,人们便容易把这些观念形成过程中的数学因素忘记。但只要进行观念的考古,就不难发现形成这些观念的数学因素。

  法律文化在理性化(数学化)的过程中还对一些重要法律制度、法律问题产生过影响,如法律原则的设立,注重法律程序制度的形成,法律本质问题的提出,等等,由于这些问题作者将在另一篇论文中探讨,这里便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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