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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力量是国家发展、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组图)

发布时间:2019-06-10 18:55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健康发展的道德前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的是商品而不是单纯的产品。商品为交换而生产,生产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实现交换价值,只有经过交换,其使用价值才能得到实现。商品交换又必须经过货币这个一般中介物才能够完成。这种生产和使用的分离,使社会分工得到极大的发展,使资源得到尽可能合理的配置,也为科学技术的使用和不断进步开辟了广阔的舞台。但这种生产和使用的分离,以及两者之间连接的无数中间环节,又为不诚信行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这反过来又限制和影响了市场经济本身的健康发展。现代世界,诚信是最重要的投资环境。企业正常的经营和管理,商品的流通,市场的繁荣,金融结算,人才的培养和流动,劳动就业和劳动保障,鼓励新技术的采用,消费权益的保障,以及人际交往的许多方面都离不开诚信。诚信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必要条件。目前在这方面的缺失已经造成群众强烈的不满。在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之中,诚实守信占有重要的地位。“仁义礼智信”,诚信是五德之一。“人无信不立”,“一言九鼎”,“不轻然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许多成语流传至今。但是,过去的诚信主要是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形成的,主要是在“熟人社会”的圈子里维系的。失去信用的人很快就会失去周围人的信任。失信行为的空间受到限制,就比较不容易泛滥成灾。现代市场经济使人的交往范围无限地扩大了。在“陌生人社会”中,人们很难在这无限多的对象和无限多的行为中辨别真伪,决定取舍。这就为失信者甚至恶意作伪者扩大了生存空间,也扩大了失信行为的受害面。在新的情况下当然首先要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完善各种必要的法律和规章,杜绝各种失信行为产生的渠道,提高失信行为的成本,加强对失信行为的打击和惩处。但是一般说来,这种制度建设往往有滞后性,很难做到事先设防。同时就要加强有关诚信的思想道德教育,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诚实守信的美德。值得注意的是,广大群众是不诚信行为的受害者,在社会上提倡诚实守信当然是得人心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帮助群众提高保护自己免受各种不道德的欺诈行为危害的能力。事实上,许多群众也正是这样做的。一些信用不好的人就很难在亲友中借到钱,一些质量不好的品牌商品销量急剧下降。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这种认识已经超越直接经验的范围,一个人过去某一方面的信用记录不佳,今后在就业、任职、投资、贸易、买保险等许多方面就会受到限制。并不是那些地方的政府对此有什么严格的规定,而是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自然选择在同失信者打交道时更加谨慎。有了这样的心态,就可以在新的条件下让人们的守信程度和被他人信任的程度发生正相关的关系,广大社会的自然人和法人都成为保护自己利益的社会诚信的自觉守护者,才能大大压缩不守信行为的生存空间。助人为乐能够感动中国,是因为这种品质中积淀了我们中华民族仁爱美德的文化基因。中国特有的血缘文化传统,宏扬群体价值取向,强调同胞亲情,“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这种传统文化在今天就体现在社会主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集体主义原则中,体现在东方文化的价值取向之中。助人为乐的道德模范之所以让人感动,是因为这种行为中体现出的是一种难得的坚毅品质和人生习惯。“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每个人都有“习惯”,但不是一切习惯都会令人感动,康德在论述后天道德教育作用时,强调“习惯的事情”与“应该习惯的事情”是两回事,道德模范助人为乐的人生习惯是一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的“应该的习惯”。助人为乐美德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和幸福观。有人认为腰缠万贯是幸福,有人认为位高权重是幸福,有人认为逍遥自在是幸福,但也有人在帮助他人、服务奉献中感受着人生的快乐和幸福。这引发我们对许多社会现象进行另一种思考和对比:社会中有的人可能“贫穷”得只剩下百万物质,而道德模范在助人为乐精神世界里是个富翁。任何一个个体都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在助人为乐者的精神世界中,个体“小我”已化在“大我”之中,他人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他人的快乐也是我的快乐。助人为乐者往往在与大爱同行,“快乐着你的快乐,幸福着你的幸福”,用雷锋的话来说,就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在大我、大爱和助人为乐大德中延展自己的生命意义。助人为乐道德精神不仅仅关乎人性品质,也关乎国家发展与社会和谐。“道德力量是国家发展、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重要因素”,同志在会见首届全国道德模范时这样强调。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多样化,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种政治经济利益、思想文化的碰撞,都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人生观和价值取向产生着影响。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社会获得了极大发展,社会文明和精神风貌主流也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不明是非、不知荣辱、不辨善恶、不分美丑的人生观和社会现象,与社会主义道德精神格格不入。助人为乐精神对于国家发展的道德力量在于,它使社会人际和谐而温暖,在精神关爱与互助氛围中使社会更加凝聚和整合。和谐社会与人民幸福也需要助人为乐这样的道德精神。和谐社会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让人民群众有幸福感。这是我们国家的责任和目标,但也需要全体社会成员一起努力。助人为乐精神的特征,就在于它使公民以个体的力量关爱他人幸福。许多助人为乐的道德模范,或扶危助困,或志愿服务,或捐资助学,以各种方式和力量对他人和社会奉献爱心,在财力物力援助的同时,也带给人们人间最宝贵的情感助力和心灵温暖。而且,予人玫瑰,手有余香,在互助互爱氛围中,人人给予,人人奉献,人人就都可能获得道德的回报。在今天和谐中国和人民幸福的指数构建中,我们很需要助人为乐这种体现人类美德和中国特色价值观的精神力量。“敬业奉献”是公民道德和职业道德的基本规范要求,是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和具有的职业操守。它要求从业人员以虔诚的心灵、专心致志的精神和使命感对待职业,热爱本职工作,遵守职业纪律,认真履行岗位职责,业务上精益求精,锐意创新。敬业奉献的职业道德,是促进和谐社会发展的道德基础。每一种职业对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其特殊的作用和意义。所以,不同职业、不同岗位的从业人员,做好本职工作,敬业守职,就是在为人们服务、为社会的发展做贡献。每个人都向往生活在具有正义精神的和谐社会中,而这种和谐社会的建构,就需要每位社会成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具有敬业奉献的精神。商人诚信公平、公务员廉洁奉公、教师教书育人、科技人员发明创造、医生救死扶伤唯有社会成员各守其道、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才能形成正义的“良善社会”。敬业奉献是展现人性、实现人的社会价值的需要。有人说,生命的价值在于职业。因为职业对于个体而言,不只是谋生手段,也是展示个人才华、实现人的社会价值、丰满人生的重要场域。人们创造性的劳动和勤勉工作所取得的工作成就,赋予了人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无须赘言,人们在职业活动中具有敬业奉献的精神,工作热情、积极肯干、忠于职守、开拓进取等,不仅能为社会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而且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抱负、理想,从而更好地促进人的自我实现和发展,创造人的生命价值。树立敬业奉献的道德楷模,有利于培育社会成员的职业道德情操。敬业奉献公民道德的培育以及职业道德精神的形成,离不开道德教育。事实上,最能打动教育对象的道德教育方式,不是单纯说理的认知教育,而是道德行动的示范性教育。所以说,在道德教育中,对教育对象的道德接受、认同、内化发生作用的,绝不止是写进文件中的道德条例、写进教科书中的道德规约、人们喊出的道德口号、墙上挂的道德训示,更为主要的是他们身边的人对道德的实际践行所产生的示范作用。因为每个社会成员都具有社会学习的能力,他人良好的道德行动,会通过观察、模仿等社会学习,熏染受教育者。应该说,以行动注解的道德,更具感召力,尤其是在职业活动中,人们身边各种道德楷模的率先垂范作用,是无言的道德说服力。因此,社会要大力宣传敬业奉献道德楷模的感人事迹,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以发挥好道德楷模的道德示范作用和道德价值传递功能。助人也会快乐吗?也许有人会认为,它是一种毫无收获的“身外负担”,费时、花钱、麻烦、累赘;可能很苦,很累,是一种失大于得的“傻事”。这种人的典型代表就是那位先秦时期的杨朱先生,他主张“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可是绝大多数人不这样看,不这样做。他们赞成助人,而且热心助人,认为这才是合乎“人义”、“人情”的一种“礼”。不但要“路见困难,倾囊相助”,甚至能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惜牺牲个人的暂时利益,直至自己的宝贵生命。从古到今,我们中国从来不乏这种乐于助人的仁人志士。在现实生活中,热心助人的事,全国各地数不胜数,被表彰的全国道德模范只是其中少数最突出、最典型的代表。完全可以说,团结互助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助人首先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试问在哪个社会的哪个角落里,没有老幼病弱,鳏寡孤独和残疾者,没有因为突然遭受自然的或社会灾祸而产生的受难者?他们迫切地盼望着救助,物质的和精神上的。对此,政府和各种社会团体当然有责任,但是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而且政府和社会团体的各种救助,归根到底还得具体落实到我们每个社会成员,各个具体的人身上。谁能保证我们自己的一生,不会遭遇困难,不会需要他人的帮助?助人其实就是助自己,助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乐于助人也是我们每个人所具备,甚至所必备的良心。一个正常的人、心灵健康的人,如果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能够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履行自己对于他人的义务和责任之时,他会感到不安和自责,有一种良心上的愧疚感,有时可能会悔恨终生;而在助人当中,在履行了自己助人的义务和责任之后,他们会感受到轻松和满足,享受到快乐和幸福,这是真正的灵魂的净化,精神的超越。助人更是社会的需要。无论是什么社会,不管它发展得多么完善,总会有人遇到天灾人祸,需要帮助,只有人们相互团结,相互帮扶,才会使人们感到人世间的体贴及温暖,产生力量和信心,从而才能战胜困难。几千年以前中国人已经感受到助人的必要和可贵,盼望能够出现一个人人相助的社会。在《礼运篇》里,我们可以读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还只是初级阶段,但已经给人们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团结互助、助人为乐的精神,已经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心中。助人真的很快乐,在多数情况下,毋须花费太多,就能随时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好处,这也正是孔子所赞扬的“惠而不费”。我们助人之后,得到受助者本人的感谢,社会和群众的赞扬;即使我们正在悄悄地,甚至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做出助人行为,自己从内心也会感到和自豪,因为我正在或者已经在助人的行动中,实现着自身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孝老爱亲,是第三届全国评选道德模范的一个重要内容。孝与爱,孝道与仁爱,是中华美德的重要内容。爱是内在情感,孝是外在行为表现。有爱则生孝。孝道,在血缘亲情互动之中生成。父母对子女的爱与奉献,是无私、无怨、无悔,子女对父母的孝与敬,是一种感恩与回报,然而,这两者之间永远是一个前者大于后者的不等式,尤其是亲情之爱,永远无法用数字来计量。孝道,是人类摆脱兽性,获得人性,不断走向文明的标志,更是人类生命延续、爱与奉献精神,生生不息的源泉。孝悌,是家庭伦理的支撑。孝为纵,父慈子孝;悌为横,兄友弟恭。悌是孝的延展。在这个支撑之下,家和万事兴。孝是私德,却是社会公德之根基,孝乃德之本。在家庭能孝亲,在社会就能敬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在家能够兄友弟恭,在社会就能够待人以礼,交友以信,见义勇为。家庭血缘亲情之爱,支撑和深化夫妻之情,相敬如宾、守护相助、患难与共、白头偕老、一生乐融融。随着我国家庭结构的变化,人均寿命的延长,一个老年人大国就要降临。老年人大国的背后,应是一个讲孝道的大国。在全社会倡导孝老爱亲,或孝亲敬老,让辛劳大半生的老年人,能够安度幸福的晚年,将是进入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与体现。由于种种原因,一些老年人或孤守空巢,或经济困难,或体残多病,不仅需要子女尽心尽孝,有时还需要他人的关心关照。孝亲敬老乃人性之彰显,无孝亲敬老之心者,非人也。人人都会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应当成为当代中国人共同的价值观,成为每个人的行为习惯。在深圳罗湖口岸,大桥两头都设有65岁以上老年人通道;不少大城市65岁以上老人,可以免费搭乘公交车、逛公园;一些医院为65岁以上老年人就医挂号,另开窗口等等,都表明政府社会管理的人性化,对以人为本和敬老思想的张扬。各级政府、各行各业都应为孝老爱亲做实事,立榜样,以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孝亲敬老之世风。评选道德模范,树立孝老爱亲,或孝亲敬老的典范,以教化万民,化民成俗,至关重要。其中要特别注重对青少年的教育,要把孝德教育,放在学校道德教育的重要位置,让孝德代代相传。孝德,作为中华美德,自“舜孝感天下”已经历四千多年的不断丰富与发展,其内涵也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从孔子当年倡导“父母在不远游”,到而今“常回家看看”,就是例证。创建当代新孝道,是吾辈的历史责任。那种以引进从不讲孝道的价值观为宗,视孝道为愚昧落后,视行孝为束缚和压抑个性的种种舆论,值得警惕与矫正。孝德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要通过感恩和孝老爱亲的教育,使青少年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孝道是家庭和睦的基础,家庭又是社会的细胞。孝道对家庭和睦、社会稳定、世界和平都是有重要意义的。孝是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不需订什么协议。1998年国家民政部等六部委就在人民大会堂表彰九百多名敬老好儿女,许多地方都在相继表彰宣传24孝星,北京市表彰了万名孝星。最近几年,中央文明办等部委大力宣传表彰全国孝老爱亲模范,引起的社会反响很好。《孝经》上说:孝是“至德要道”,最重要的道德。对小孩的教育要从孝的教育开始。《孝经》上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身体是父母给的,保护好身体,就是最初的孝的表现,打架斗殴,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拼命,都是不孝的表现。“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所谓“终于立身”,就是在社会上要充分体现自己的生命价值,要在为人民服务方面做出成绩。这可以算是“孝”这种传统道德的一种新的时代内涵。过去认为儿子要一切听从父母,才是孝顺。孔子、孟子、荀子他们都认为父子之间是对应的关系,所谓父慈子孝。荀子将父子的对应关系归纳为:“从义不从父”。父亲的说法符合义的,就实行,不符合义的,就要劝导。“见义勇为模范”是全国道德模范五种类型之一,人们看到的往往是见义勇为的“异态”,所谓“异态”也就是特异、特殊社会生活情景中的“见义勇为”行为,它一方面是指与坏人坏事、违法犯罪的行为做斗争,一方面是指抢险救灾,保护国家、集体和群众生命财产。实际上,见义勇为不仅包含其异态,它还应该有其常态,即:日常、恒常、普遍的生活状态中的为所当为。在日常生活中,在宽泛的意义上,一切为其所当为的事都是义行义举。所谓仁以爱人,义以正己。对他人和社会积极尽自己的义务,遵守社会规则与秩序,维护社会公正,这都是义的常态。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生活中也常常会出现身与仁、生与义的严重冲突的特异状态,但这毕竟是少数。见义勇为应是常态与异态的统一。在现代社会,一个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如果自觉遵守法律和道德,比如乘车自觉排队,行路或开车都能遵守交通规则甚至还能自觉尊人让人,如果再进一步,不仅自己自觉遵守,还能维护公共秩序、保护公共财产和设施,那就是一个见义勇为的好公民。维护社会正义和公德良俗,就更是见义勇为。比如,前不久,媒体曾经报道这样一件事:一个老太太在马路上摔倒了,一个小伙子从前面很远退回几十米将老人扶起并送其到医院医治,结果后来却被这个老太太和家人子女告到法院,多亏有一位当时在现场的目击者,一位在外打工的小伙子看到相关报道后,自费不远千里回去作证,才使这位学雷锋的小伙子得以自清,免受法律追诉,我认为,这两位小伙子都是见义勇为者。前者履行了其作为公民的助人的积极义务,而后者则履行了维护社会正义、公德良俗的义务,他们的“勇”不仅是一种体力之勇,更是一种精神之勇。近年来评选道德模范,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特异生活状态下的义举,如救落水儿童,与抢劫犯、流氓犯做斗争救人救财,在出现交通车祸时挺身而出救儿童等等,这无疑都是对的。但还要进一步,既要注重“见义勇为”的异态,同时一定要注重“见义勇为”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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